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报告怎么写(美国对华最新贸易政策)
发布时间:2024-10-28 01:10:01

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报告怎么写(美国对华最新贸易政策)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1

规格空前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历时2006年12月14、15日两天,已经在北京落下了大幕,两国财经高官冠盖云集,中方除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之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等财经相关部委主官悉数出席;美方则出动了囊括财政部长鲍尔森、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长博德曼、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环境保护署长约翰逊的豪华阵容。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分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豪华阵容。不谈美国在中国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只就中国在美国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而言,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大国、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全世界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多种初级产品世界最大进口国、全世界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这一切都要求美国对涉华事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入世第一年,中美贸易增长20.8%,达到971.81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为2116.26亿美元,年均增长29.6%:2006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额达2145.18亿美元,超过2005年全年,同比增长24.6%。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1―10月对华双边贸易额为2810亿美元,超过同期对墨西哥贸易(2783亿美元),中国跃居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环顾全球,实在找不出来美国与其它哪一个国家的贸易增长能有如此迅速。

美国从对华经贸关系中受益良多,在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中国入世以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鉴于中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两极,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笔者对此右切身体会。

对话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使得各国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了经济政策协调。狭义的经济政策协调仅指在正常的无争端状态下进行的对话、磋商,广义的经济政策协调则还包括各类贸易争端。与其它双边经济协调相比,中美经济协调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常以“美国挑起争端一中国应对一双方妥协”的模式进行,以致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有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媒体似乎把每次中美对话都当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和自我表演的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史无前例的豪华阵容似乎成了他们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口实。此次对话之前,有的美国政界人士声称要求鲍尔森一行带回他们所期望的“有形”的成果;有的美国媒体则称,“在国会的重压下,保尔森不能再靠卖几架波音飞机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说法充分说明了他们并不了解中美经贸关系和这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场合,中美经济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机会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冲突,本着责任义务合理分担、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不仅给两国国民,而且给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这,才是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这,才是我们应当期望中美经济对话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对华贸易的好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对华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无通胀增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无通胀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对外经贸中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如果过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标,很可能对给美国带来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干扰,这无异于住进了一套豪华别墅,却为了追求一两件小摆设而毁灭整幢别墅。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美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希望能够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理解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某些美国政界人士不再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聒噪不已,但我们希望此次和未来参加对话的美国经贸决策层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应该做些什么

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在我国,几乎每次美国、欧盟方面就对华经贸问题提出什么说法,都会在中文媒体掀起一轮报道狂潮。在市场化的经营

环境中,美欧政府成功地引导众多中国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他们对华贸易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其结果是每次中美高级官员协商,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些什么要求,却不知道中国对美国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彻底改观。其实,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同样对美国有很多要求,美国同样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上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鲍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鲍尔森提出的这3个领域非常正确,这3个领域确实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我认为,在这3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一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一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由于美国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美国自己进行这种调整。

――在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国际组织一起,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中国迎来了人世5周年纪念日。中国入世之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这些让步之所以作出,是因为它们换来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扩大市场准入的承诺,中国有权要求完全享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垄断?某些跨国巨头对市场无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国巨头极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就是商业领域最大的垄断,正是他们利用这种控制、这种“以一对多”的优势谈判地位迫使中国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进而压榨本应用于劳工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怎样才能增进竞争,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就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

中国无意维持过高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化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正是不少中国企业希望投资的市场,美国不少企业、不少地区也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化解双顺差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横加干涉,以致于有说法日: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方面,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寻求节约型发展模式、保护环境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明显的是,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能源进口国、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除非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也不愿意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美国就应当在这些方面承担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某些污染产品之所以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的癖好,而是因为最终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着手方才是治本之道。

广泛而深入的中美经贸问题不可能在一次对话中就达成一个具体的定量的协议,那样的协议即使签订也注定是不可能执行的。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要求,这表明中美双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深入,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显示,原来中美之间的那种“美方发难一中国应对”的方式实在不适合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之间需要建立更加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国没有进入七国集团,不愿意像俄罗斯那样仅仅是名义上的成员,不能参加西方七国的经济政策磋商。有些国家一方面看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上升,他们需要跟中国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又想让中国承担额外的负担,中国不可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经济政策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那种多边经济政策协调,这应当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展方向。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2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原因;影响;策略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一)国外因素

1.政治因素。由于中美两国在传统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中美贸易往往会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两国贸易经常被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筹码,由于贸易政策的制定者会把整体利益放在高于社会福利的地位上,所以即使自由贸易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仍旧会通过保护贸易的实施来保证国内集团的利益,美国作为这种做法的典型主要表现为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首先是人权方面,美国政府实行人权—贸易—安全三位一体的战略,并对中国人权刻意中伤,从而达到使用政治力量影响经济行为的目的;其次是单边主义作风,这是美国在贸易中霸权主义的体现,主要表现为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将国内法律凌驾于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法之上,并且通过贸易壁垒评估报告指责别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都是政治方面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2.经济因素。中美贸易逆差这一经济因素是造成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逆差会使美国不可避免的采取国内贸易保护策略,并且会造就“中国威胁论”等意识的产生。其实本身中美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美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美国需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并限制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使本可以形成的良好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失衡的双向贸易流动甚至单向贸易流动,在美国的这些贸易政策下,中美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而这种逆差的出现又会加速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多与升级,势必会对两国的经贸交流造成不利的影响。

除了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外,世界贸易组织的摩擦处理机制存在问题也是使中美贸易长期存在摩擦的重要原因,而摩擦处理机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摩擦审理程序冗长、制裁的有效性有待加强以及补偿欠缺实际意义三个方面,这就为问题的存在为美国经常性的引起贸易摩擦提供了条件。

(二)国内因素

我国面临中美经贸摩擦的自身原因也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对与美国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过大、出口商品结构有待提高、出口市场分布过于集中、外贸企业缺乏自律意识导致出口秩序不理想、应对中美摩擦的战略能力不足等。这些影响因素的出现使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博弈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对于这些因素的解决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在避免因为自身因素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改革需要面临的众多的方面,这也就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会在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这也突出了我国必须通过政府、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紧迫性。

二、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分析

(一)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产业机构的升级调整使对外贸易中的传统摩擦逐渐向制度摩擦转变,而美国与我国无论在经济制度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与分歧,而这种差别与分歧也已经成为了引发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导火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人民币升值以及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向我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制度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乃至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两国贸易取得更大发展

首先,中美经贸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正常的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了制约的作用。如以我国的纺织业为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盛行“中国纺织品威胁论”,而在这种不客观、不科学的论调下美国对我国纺织品入口进行了限额来对本国行业进行保护,事实上美国纺织业大量的失业主要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技术的革新增加了生产效率,二是全球生产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次中美的经贸摩擦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能力的发展。中美经贸摩擦会影响我国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我国的出口能力。美国对本国新兴产业的保护以及美国对我国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会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从而使外商对在中国的投资方面没有信心。

三、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策略

(一)政府方面

针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被动地位,政府应当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首先应重视对制度的创新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不仅应建立起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针对美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内的产业发展情况来建立起法律防范体系,在加快发展与建设的标准化基础上能够有效面对贸易壁垒;其次我国要通过提高市场环境效率并吸引外国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再次要建立起摩擦解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建立起国内救济以及双边救济等多层次的贸易救济机制,同时要重视建立起针对美国的产业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并要通过建立贸易申诉中心来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二)行业协会方面

不断对我国行业协会做出改革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能够在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帮助企业解决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国的行会发展应当加强与各个企业间的利益联系,鼓励改变“官办”协会的局面来给与行业协会发展更多的动力,从而在人才选用、运行规则、规范管理等方面都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次要强调行会的服务职能。切实做到为企业提供价格协调、信息咨询、产品标准化建设等重要内容。在行会的发展中,无论是运行模式还是行会规定以及管理办法都要向国际靠拢,通过对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掌握与政府一道在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中起到协商问题、解决争端以及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与利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3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分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豪华阵容。此次带队访华前夕,保尔森发表了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称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而发展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经贸关系,对美国未来繁荣至关重要。这表明这位曾以投资银行家身份来华70多次的财政部长确实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鉴于中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两极,世界其他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

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

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使得各国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了经济政策协调。狭义的经济政策协调仅指在正常的无争端状态下进行的对话、磋商,广义的经济政策协调则还包括各类贸易争端的解决。

与其他双边经济协调相比,中美经济协调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通常以“美国挑起争端一中国应对一双方妥协”的模式进行,以至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是贸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美国有些政界人士和媒体似乎把每次的中美对话都当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和自我表演的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史无前例的豪华阵容似乎成了他们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口实。此次对话之前,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声称要求保尔森一行带回他们所期望的“有形”成果;美国一些媒体则称,“在国会的重压下,保尔森不能再靠卖几架波音飞机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说法充分说明了他们并不了解中美经贸关系和这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场合,中美经济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机会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冲突。本着责任义务合理分担、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不仅给两国国民、而且也给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这,才是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这,才是我们应当期望中美经济对话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对华贸易的好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对华贸易,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无通胀增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无通胀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对外经贸中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如果过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标,很可能对给美国带来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干扰,这无异于住进了一套豪华别墅,却为了追求一两件小摆设而毁灭整幢别墅。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美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理解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美国政界某些人士不再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聒噪不已,但我们希望此次和未来参加对话的美国经贸决策层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西方善用舆论引导机制

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重心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在我国,几乎每次美国、欧盟方面就对华经贸问题提出什么说法,都会在中文媒体掀起一轮报道狂潮。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美欧政府成功地引导众多中国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他们对华贸易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其结果是每次中美高级官员协商,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些什么要求,却不知道中国对美国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彻底改观。

中国的要求

其实,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对美国同样有很多要求,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保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保尔森提出这三个领域非常正确,这三个领域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有着世界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而这又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一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一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由于美国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美国进行这种调整。

――在“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中国入世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让步,之所以做出这些让步,是因为换来了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扩大市场准人的承诺。中国有权要求完全享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垄断?某些跨国巨头对市

场无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国巨头极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就是商业领域最大的垄断,正是他们利用这种控制、这种“以一对多”的优势谈判地位迫使中国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进而压榨本应用于劳工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怎样才能增进竞争?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就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

中国无意维持过高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化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美国正是不少中国企业希望投资的市场,美国不少企业、不少地区也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化解双顺差,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横加干涉,以至于有说法曰: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那就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方面,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寻求节约型发展模式,在保护环境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除非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也不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就应当在这些方面承担起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某些污染产品之所以被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环境的癖好,而是因为其最终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方下手才是治本之道。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4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产油井管与轮胎等的诉讼,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动向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复杂多变,一方面是频繁举行的、级别又不断生格的经贸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关系在博弈中似乎有着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贸摩擦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争端案将中国推向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上。今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58起,所涉金额愈80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多“应诉国”。其中,今年以来,从轮胎特保案到其他贸易争端案,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入高发期。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及正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美国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油井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产轮胎启动特保调查,涉及金额约47亿美元。从2009年初的“购买美国货”到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凸显了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和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

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重性”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5

关键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01-07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 SED),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SED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一个月前,布什总统在8月21日和胡锦涛主席的通话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建议。[1]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它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这表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业已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双边对话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胡锦涛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有利于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合作,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胡锦涛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好这一新的工作平台,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沟通协调,努力使这一机制越办越好,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作出更大贡献。[2] 本文试图探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和缘起,回顾以往所进行的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其动因在于: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产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对峙,这不仅对两国政治关系、亚太与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亦为双边经贸往来打开了通道。197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极低,仅为1288万美元,1979年也只达到24.5亿美元。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1980年起两国又相互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从而为双边贸易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中国自美国进口和对美出口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5%和22%,这一增长率既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亦远远超出中国外贸的年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额继续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97年中美贸易额为489.9亿美元,2000年增至744.7亿美元,2002年增至971.8亿美元,2006年更是高达2626.8亿美元。美国1979年即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1996年则跃升至第2位。中国1980年是美国的第24位贸易伙伴,1996年起跃升至第4位。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中方统计,从197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相当于每年增长18.9%。美方的统计显示,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44倍,相当于每年增长20.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中,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之处: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2004年、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20%。[3] 正是因为存在坚实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有了可能。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华新策略的体现。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以后,认为克林顿政府将中国视作“战略伙伴”的做法既过于理想化,也不符合现实,“战略伙伴”只能适用于日本和欧洲那样的盟国,中国绝对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当时的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便表示,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在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要改变现状。因此,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4] 布什政府用“战略竞争者”取代了“战略伙伴”。之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与国际局势的变迁,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基调成为主流,“战略竞争者”不再出现在双边交流的词汇中。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认为中美关系对美国不具有战略意义,并刻意避免在双边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中美副外长级的对话被美方称作高层对话而非战略对话即为明证。布什总统本人在形容中美关系时,亦仅用“复杂性”来表示。2005年佐立克副国务卿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概念,这一源自经济领域的概念表明,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希望既享受中国发展的益处,又能引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利益相关者”既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承认,也是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知华人士比佐立克更进一步,强调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责任,强调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对于美国具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保尔森称赞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导者”,并说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因为领导者是要分担责任的,美国想要的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保尔森说服布什总统,把两国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之间众多高层对话中第一个被明确冠以“战略”之名的。这一举措表明,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对华新策略,这是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分歧无法结盟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现,也是美国在经济领域提升双边交往层次的体现。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为解决中美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对话机制。近年来,双方经贸往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贸易额不断攀高,相互依赖度持续加深,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成长、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双方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然而,中美经贸交往在给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讨论平台,去面对现实,着眼长远,坚持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有效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误解和对抗,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因某种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对两国经济都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超过了2.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5年的5.0%。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糖产量居第1位,发电量居第2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4,221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6.5%,位居世界第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实力近20年来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而且,21世纪初最突出、最明显的经济现象是中美经济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2/3的增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外报纸声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未来取代八国集团(G8)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聚焦双方长期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双边关系更好发展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两国的高层领导人将拥有定期交流的机会,可以私下交流彼此最大的需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这个机制的启动不仅向美中两国,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美中正在为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吴仪表示,这个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稳定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5] 显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双边对话,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是经济领域的对话,但其影响亦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为期一天半的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和美国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还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中美还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增加更有效且环境可持续性更强的能源利用、促进个人旅游和商务活动、发展援助和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双边合作。保尔森表示,在对话过程中,美方从中方的介绍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增加了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和政策的了解。

2007年5月22-23日,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对于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均表现出了高度重视。5月9日,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就如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活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交换了意见。美国财长保尔森为了准备此次对话,取消了赴德国参加八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行程。这固然是一种重视的表现,但同时也可视为对中方的一种压力。美国行政部门试图通过此次对话取得具体的成果,缓解来自国会的压力,避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升级。

就美方来看,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压缩了保尔森的回旋空间。民主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有将中国经贸议题引入政治领域的趋势,美国国会也正在酝酿诸多涉华经贸问题议案,涉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履行WTO承诺等等问题。而且,美国财政部每半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哪些国家操纵汇率的报告,而此次会谈恰好在这份报告提交之前,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对中国施压的手段。事实上,受压之下的保尔森希望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取得一些具体进展,美方在会谈之前就已经放出风声,希望在国会眼皮底下进行的这次对话,能够不同于以交换意见为主的第一次北京对话而有所斩获。保尔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以此作为我们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路标。”[6]

中方则采取了务实的策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24个州的25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并陆续签署了138个贸易或投资协议,总金额高达326亿美元。此外,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宣布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从而向美方表明,中方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的基础上,正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去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延续,参与对话的官员人数众多,双方共有33位部长参加对话,其中中方就有15位正部长、10位副部长,这样阵营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在中美两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对话期间,双方就服务业、投资、透明度与高技术贸易、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深入探讨。吴仪还带领部分中方代表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四次交流和沟通。

通过讨论,双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中国将逐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至300亿美元(原为100亿美元);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银行卡。美方确认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的任何申请都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进行审批;并承诺与中国开展金融监管人员的交流。中国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在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双方同意扩大现有双边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范围,大量增加两国间每年航班班次,在2011年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在2010年开始谈判客运全面开放的协定和时间表。在经济平衡增长领域,美方将向中方提供发展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方面的技术援助。两国同意就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在创新领域,中美双方海关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的规定,中美两国海关将在人员往来、执法实践技术和执法经验交流、执法数据交流和案件信息通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过程,战略对话不应该成为追求急功近利结果的工具,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未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全球GDP中,2004年美国的份额是20.9%,中国为13.2%;到了2006年,美国的份额降至19.7%,中国则升至15.1%。短短的2年内,中美差距就缩小了3.1个百分点。虽然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不是现实的国力,但是它反映了未来的发展实力。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眼中,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双方应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避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尝试构建一个框架,着眼于中美两国长期经贸关系的框架。中美经贸关系业已发展了数十年,双边共同利益日益深化,但就未来而言,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共同利益框架。所以,中美双方不仅应该在传统经贸领域,而且应该在非传统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就具有了持久的推动力。如同安全领域区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一样,经贸领域同样也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之分。传统经贸领域指的是商品贸易、市场准入、服务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而非传统经贸领域则涉及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储蓄与社会保险,教育,劳动力问题,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等,其范围更为广泛,合作空间更为巨大。而且,在非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加强,或许可以有助于双方在传统经贸领域减少摩擦,降低猜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力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没有互信,中美之间就没有未来。信任在任何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贸关系在任何双边关系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美关系也不例外。加强有关经贸问题的战略磋商,不仅有利于解决经贸方面的摩擦,也有利于建立和强化战略互信,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两国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本不同却继续制造着误解和不信任。例如,当中国官员向布什政府保证,贸易摩擦将会以合作方式加以解决,这意味着一种承诺。但华盛顿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当共和党控制国会时,布什在阻止反华的保护主义立法方面就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目前两院的多数席位都被民主党占据,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了。[7] 如何建立中美互信是两国之间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平台。中美经济之间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冲突。解决贸易争端的最有效的途径是谈判,而最糟糕的办法就是惩罚性行动。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美国对中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中国同样可以对美国有很多要求。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有至少9个双边或多边委员会、对话机制、合作机制以及论坛等,这些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中美关系中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但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8] 因此,如何区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不同机制,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真正成为两国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尚有待努力。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直至重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目前有多种有关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一种观点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迹象。新国际经济秩序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就美国方面而言,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亦需将中国融合进来。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要追求的就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了两轮之后,美国国会方面对对话的不满已表露无遗。在不少美国议员看来,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已存在多年的贸易不平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并未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国会未来通过对华强硬议案的可能性相应增大,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值得关注。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关系(不仅是经贸关系)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学者乔纳森?雅各比将此形象地称为:“美国对华经济接触一直在上演我们在政治电影中看到的‘好警察、坏警察’的经典游戏。布什政府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好警察’,而国会现在正在扮演短期的‘坏警察’一角。这两个角色似乎彼此明白对方存在的意义,因此不会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入绝境。”目前,民主党对华施压有加大的趋势,但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美方的高要求是为了从中方得到高回报,议员们的要求也不会无限制提高,其最高点就是美方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最大利益。如长期对华持强硬立场的纽约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就曾表示,中国对美大规模采购并不能解决问题,“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改变游戏规则。”言下之意,中方要对美做出更大的让步。

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也已获得巨大的利益。在金融领域,中国已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中国银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82亿美元,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年底,74家境外银行在华设立了312家营业性机构,28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参股了21家中资银行,31家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31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44家境外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15个保险营业机构。中国服务业开放面向世界,而美国凭借竞争优势,成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在过去5年里,美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吸收外资总额的近40%;美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数量占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总数的近45%,其业务收入占驻华代表处业务总收入的50%以上;美资企业获得直销经营许可占在华外资企业的55%;中国通过买断和进口分账两种方式自美进口电影121部,占进口总数的52%;自美进口音像商品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至75%。此外,美在华投资设立的近5万家企业,99%以上已获得贸易权和分销权。

欲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问题的根源。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例。中美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美方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币值过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政府补贴、劳工权利保护不够等。中方则认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后果,如储蓄和投资相关性、劳动力和投资配置的国际差异等等。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重的: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1996年的40.72%,2000年达47.97%,2006年更是高达70%;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贸易上的结果,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维持着大体上的平衡;美国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对华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与2001年相比,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国低287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0个百分点。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降至9.1%,如果这个比重目前仍保持在18.3%,美国对华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与挑战,但主流趋势却是持续发展,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的努力目标。为使双边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大环境中,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所谓正常的经贸关系指的是在正常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美两国所进行的没有政治限制条件和其他种种人为障碍的经贸往来,它是中美两国在平等、互利、经济互补的原则下进行的。正常的经贸关系要求:(1)经济问题应与政治问题脱钩,用政治手段、政治方法去干预经济问题是不足取的,有害的。经济问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只有真正做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才能摆脱政治影响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正常发展。(2)经济摩擦与矛盾是任何经贸关系所不可避免的,经济手段与方法应是解决经济摩擦与矛盾的基本方式。(3)谈判而非威胁更非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途径,任何威胁、恫吓、制裁都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是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所需要的。(4)中美双方均需要用新思维去构筑正常的经贸关系。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遵守国际准则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中国不仅可以为美国提供商业机会,更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当然,中国也需要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速的3.7倍。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和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最近在它们联合出版的《中国:资产负债表》一书中指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市场快速增长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则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为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了条件。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但无论如何保持合作关系至关重要。”[9]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全球都至关重要。这或许正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要旨所在。而且,作为中美两国政府间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成为两国间一个机制性的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不仅是美国,中国也应当从中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策空间。只有这样,战略经济对话才能持久、有效、充满希望地进行下去。当然,由于中美之间软、硬实力的不对称性,从长远看,中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维护自身合理发展权益的路还会很长。

总之,由两国元首倡导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目的是加强两国就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的沟通和协调,以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应该看到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对话,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的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对中美双边经济、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重大影响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或者是通过几次对话就能够解决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更多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增信释疑。只有这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在后布什政府时代继续有效开展下去。

注释:

[1]《人民日报》2006-12-16 , 《胡锦涛会见出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方代表》。

[2] 同上。

[3] 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6/asset_upload

_file688_10223.pdf

[4]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p.57.

[5]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6] The New York Time, May 17, 2007.

[7]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1, 2007.

[8]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6.

[9]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07.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博士,上海,200433)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6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经贸合作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1979―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亿美元增至2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贸易都达不到中美这样的水平,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两国经济互补的结果。但全球化带来的效应并非都是正面的,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也出现了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

特别是进入2007年以来,围绕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美国对中国压力不断,中美贸易摩擦较为频繁。2007年5月,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要妥善处理这种关系,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需要我们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确,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是客观的,频繁的经贸摩擦短时间内也难以避免。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以便更加理性地应对。

一、美方具有消极影响的片面认识

在近些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议题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美国之所以大谈特谈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在此种贸易格局下,美国是受损的,中国是受益的;而且中国的利益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美国大众和国会往往还把贸易问题跟其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放缓联系到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片面认识。对此,我们可以逐一分析。

(一)“中国贸易只惠己”

美国少数人认为,“中国贸易只惠己,中美贸易逆差对美国有极其消极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

1.从中美贸易对美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看。

很显然,美国消费者直接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实惠。中美经贸合作是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主要包括低技术含量的玩具、鞋类、箱包、服装等,大部分为美国国内不再生产或不愿生产,但又是消费者必需的产品。大量中国产品出口使美国家庭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开支。据统计,1995年至2006年来自中国的商品使美消费者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特别是近几年,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的花费约在1000亿美元以上。显然,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消费者福利。

2.从中美贸易对美国企业利润的影响看。

部分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必然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的劳伦斯?洛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仔细分析后指出,事实上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这是因为美国经济从对华出口上获得了更大的附加值,比中国从对美出口上所获得的附加值要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强的溢出效应。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大多数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实现的。跨国公司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统计,以欧美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出口的产品占中国2006年出口产品的58%。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而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是平衡的。中美贸易表面上顺差在中国,实质上利润在美国。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过,正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中美的贸易才能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二)“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剥夺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机会”

美国有人强调,大量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使本国制造业者的饭碗被“抢走”,加剧了失业问题。有人甚至指责说,中国应该为近些年美国制造业丧失的近300万个就业岗位负责。

而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5月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之前,针对美国国内有所升温的保护主义思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曾专门研究报告,指出在对美中贸易及投资的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几大误区。其中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特别是就业的下降是中国造成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过去四十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因为美国经济已经从制造型经济转型为服务型经济。而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并非是中美贸易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随着世界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的问题。从美国制造业情况看,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逐渐失掉竞争力等原因造成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双方产业结构本身的互补性,即使中国的某些产品被拦在了美国门外,其他国家的产品依然会取而代之占据美国市场。而中国产品对美大量出口,虽然对美国的制造业就业造成了压力,但也为美国的服务业,包括零售、批发、运输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三)“中国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

在美国还有人认为,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国对外国企业关闭市场。

而实际情况是,近年来中国市场面向全世界积极开放。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一直积极增加进口。中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既大量出口商品,但也在大量进口商品。在中国国内,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施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破解“三农”难题等战略都将成为世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驱动力。中国的快速发展向世界各国提供发展的机遇、市场和空间,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是一个“现实的大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发展模式显然是与世界互利共赢的。

尤其是针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加大,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开始采取“一次性采购”的做法来缓解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2006年4月,由吴仪副总理率领的中国经贸代表团在美国13个州进行大采购,最后成交金额达162亿美元。2007年5月,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在美国签署了138个采购、投资合同或协议,总金额达到326亿美元,采购商品包括飞机发动机、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和设备、通信及网络设备、手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铁路打磨车、汽车及零配件、计算机软件、环保设备和一些农产品。

可见,中国从未对美国企业关闭市场。2006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合计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市场,出口总额高达730亿美元。在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40%。近年来,美对华出口增速远远高于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过去十年中增长了近四倍,中国已连续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四)“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是“人民币汇率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争夺有利于己的汇率安排的利益斗争和较量几乎从未停止过。自2002年12月以来,美国的某些政客、学者对“人民币升值论”的鼓噪一直没有停息。美国部分议员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便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于是通过低汇率等手段,形成商品低价优势,将过剩的商品推向国外市场,并造成了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大大削弱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阻止中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同时可以扩大本国的商品出口,缩小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

部分美国人,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越来越多的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视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曾经在国会证词中说:“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的汇率应上升20%以上,而对美元汇率要上升40%左右。”2005年2月,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指责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了平均27.5%的优势。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如果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革,就要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众所周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突破了7.7:1关口。统计显示,至2007年5月,与汇改前相比,人民币已净升值0.5814元,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比率约为7%。同时,中国向美方保证,会让人民币汇率区间有更大弹性。但扬言要对中国发动制裁的美国国会议员却并不领情。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后,美国部分议员仍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依不饶。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称,他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受到挫折”,因为会谈“明显忽略”了人民币必须升值的问题。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一直主张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对本次对话没有涉及“低估的人民币”问题“深表关注”。

尽管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如此关心,部分国会议员将人民币汇率指责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国内部分产业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甚至试图对中国强硬施压,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的片面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导致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是中国的低环保成本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在对美中贸易认识上,美国国内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人民币低估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并阻碍美国产品更多销往中国的直接原因。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尽管的确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但人民币汇率问题绝非美中贸易的关键问题。汇率并非影响其在中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更多企业担心的是,如果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摩擦加剧,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可能受到负面冲击。

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大幅增加的贸易逆差等问题,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升值是美国的习惯做法。美国在上个世纪曾压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短期内将其各自货币升值40―64%,而多年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仍在扩大。后来,美国还将同样的手段用在了欧盟身上,从2002年1月到2006年7月,欧元兑美元升值了50%,而美国对欧元区12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54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915亿美元,增长了70%。同样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后,按美方统计,2007年一季度美对华逆差569亿美元,比2005年一季度对华逆差419亿美元增长了35.8%。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未起任何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纺织品等产业转移到中国不过是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延续。这些产业之所以转移到中国,并不是缘于中国的汇率优势,而是因为中国有大量优秀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因而即使人民币升值,这些产业也不会重新流回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岗位流失的关键在其国内。有鉴于此,摩托罗拉公司的全球商业关系主管里奇?布莱克说过:“人民币的升值对整个美国贸易状况和国内制造业就业形势的影响几乎可以不予考虑。”

二、产生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国内存在着一系列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这些片面认识显然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实际上,对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学者和政客都心知肚明。美国一部分人之所以不断以经贸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实际上是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分析起来,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源。

(一)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因素。

在中美经贸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老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没过多久又发生反复,而且新的问题又会接着发生,可谓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实际上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久前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1.美国国会、党派竞争的影响。

美国炒作中国议题经常是随着其国内政治经济“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上半年通常是中美之间的多事之秋。美国舆论拿中国“说事”每年都有一个周期。二月份开始出现迹象,三、四月份升温,五、六、七月达到高潮。其中的原因就是,每年的上半年都是美国国会通过各种预算案的时候,各种力量都要为自己多切一点预算蛋糕而制造理由。于是,跟美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差异,贸易又不平衡的中国便成了首选的靶子。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也是影响中美经贸气候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借对外政策“作秀”的成分。尽管政府是相对务实的,但就对外贸易政策而言,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授予了国会,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大于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因而在政府和国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外政策有时便会成为牺牲品。美国政府是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在“强势国会”的压力下,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与白宫相比,国会议员更多地代表着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则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国会议员首先考虑的是选票,只要对增加选票有利,都会被用来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

2.美国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学者彼得?格里维奇在其著作《困难年代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政客们和其他在体制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做出最终的政策选择。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现存制度。不过政治领导人总得想办法谋得职位并且保住它。所以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希望能从受影响的劳工、投资者、消费者那里得到认可,最好是得到欢迎。他们的政策选择必须能够动员或维持政治支持。

首先,面对选举政治,美国需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寻找“替罪羊”。经济问题历来是美国选举的重要问题。而近年来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范围很广,例如,双赤字问题、医疗支出问题、养老金问题等,这些都使经济问题在各种选举中突出出来。各种政治力量会围绕经济问题互相攻击,做足“文章”。因此,为了选举,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一点,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国的政客和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些麻烦而责备的对象:中国,或更明确地说是人民币,已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其次,面对选举政治,美国要迎合利益团体的需要。显然,在美国,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国际金融政策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利益集团相互角力的政治过程。近年来,“健全美元联盟”是美国国内“人民币升值”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个由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等80多个团体所组成的联盟,代表着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的利益,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必争的“票源”。为了获得众多诸如“健全美元联盟”等制造业团体的支持,布什政府和国会自然要迎合他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

事实也证明这些利益集团的游说是非常有效的。近年来,美国国会为人民币汇率举行了大量听证,并接受了制造商的几乎所有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受政治利益驱使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从这个角度看,要求中国浮动汇率实际上是治疗美国国内政治伤口的手段。

(二)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

1.利用经贸问题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

把经济问题同其他问题挂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而那些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更是认为,贸易仍然是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的一张可以利用的“王牌”。他们认为美国需要用经济压力来抵抗中国的外交攻势。早在1999年中国追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有议员就曾经非常露骨地说:“中国如果以现在的条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纳,那么美国总统在未来就不可能运用这个‘挂钩’来牵制中国的力量。”他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就不可能再有效地运用从中国进口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威胁、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

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在批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国会单独设立一个与行政和立法部门联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监督中国的人权记录”。

时至今日,某些美国议员仍坚持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一项不能带来政治利益的贸易政策便不是什么好政策。所以他们在考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时便往往“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是试图通过经贸的压力达到经贸以外的目的。

2.利用经贸问题羁绊中国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和竞争者,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抬头。2007年5月,美国合众社和佐格比调查机构共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的经济威胁。2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59.9%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经济威胁。在被问到什么才是中美之间最为重要的议题时,29%的人认为是巨大的年度贸易逆差,21%的人认为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另外13%的人则认为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形成的竞争。另外,在采访中,还有83.7%的人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更大威胁。

“威胁论”必然导致“遏制论”。遏制中国,延缓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聚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二十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最理想的方法。否则,等到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时候,美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先机。因此必须在对华贸易上对中国进行控制。

对此,俄罗斯《商报》引用俄经济学家的话说,美之所以在贸易上找中国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因为把中国看作假想敌,不让中国强大起来,绝不希望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大国。

总之,近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复杂,仔细分析,其中的消极因素具有各个方面的根源。全面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及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并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吴仪: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华尔街日报》,2007年5月21日。

朱周良:贸易委员会:美国内对美中贸易存七大认识误区,《上海证券报》,2007年5月24日。

吕邦安: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与可控性,《学习时报》,2007年5月29日。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篇7

中美建交26年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4年按美方统计中国出口达1967亿美元,按中方统计出口达1249.5亿美元。按中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696.3亿,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3%。总的来说中美贸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

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远高于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和美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从1993-2004年平均来看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其分别为18.1%:8.7%:6.8%。不论是美国的统计还是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增长几乎和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同步。从平均来看1993-2004年分别为16.8%,18.3%,18.1%。中国GDP增长是美国3倍,但中美贸易增长只是其2倍多,中美贸易还有增长潜力。

中美经贸发展不受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从中美进出口变动波动来看,中美贸易增长趋势与我国总的进出口贸易变动趋势是强相关的,但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变动趋势弱相关。从中美贸易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比重来看,其相当稳定。从1993-2004年平均来看,中美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比重平均为15.3%,偏差很小。因而我们可以说,中美经贸发展不受两国政治及经济周期的影响,中美贸易主要受世界进出口贸易总的形势的影响。

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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